戒烟第一百一十三天，我抽了第一根烟。
点着的时候手在抖，不是激动的，是怕的。打火机按了三下才出火，蓝色的，舔上烟头的时候我听见烟草烧起来的滋滋声，那声音熟悉得像我妈喊我吃饭。第一口吸进去，整个肺像被人拿砂纸打磨了一遍，疼，辣，呛，眼泪鼻涕全下来了。我蹲在楼梯间里，四月的穿堂风吹得后脊梁发凉，手里那根烟烧得飞快，烟灰掉在膝盖上，裤子烫了个小洞。
我盯着那个洞看了好一会儿，心想这条裤子是翠芬去年给我买的，五十八块钱，地摊货，她嫌贵，犹豫了半天，最后是我拍板说买。现在烫坏了。
第二根烟点着的时候手已经不抖了。
吸第二口的时候肺不疼了，就是嘴苦，舌根发麻，尼古丁顺着血管往脑门上冲，一阵眩晕恶心得我差点吐出来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甚至又吸了一口，让那股恶心劲儿过去。
第三口的时候浑身开始暖和，像泡热水澡，从脚底板往上暖，暖到大腿根，暖到小腹，暖到胸口。脑子里那根崩了三个多月的弦“啪”地松了，松得我整个人差点瘫在地上。
舒服。
真他妈舒服。
我蹲在那儿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忽然就笑了，笑得跟个傻逼似的。我怕了三个多月，熬了一百多天，咳嗽、失眠、暴饮暴食、对翠芬发脾气、半夜醒来浑身冷汗，都他妈白熬了。戒烟的每一天我都在想，再熬一天就好了，再熬一天就过去了。我没想过熬过去之后还有另外一面。
另外一面就是我还会再抽。
我把烟头扔地上踩灭，从兜里掏出那包刚买的利群，十九块，比三个月前贵了两块。我抽出一根，又抽出一根，搁鼻子底下闻，那味道像发霉的干草，又像烧焦的糖，我把烟叶搓出来一点搁舌头上尝了尝——苦的，涩的，辣嗓子眼儿。这东西有什么好？可我的手就是攥着它不放。
我今年六十八。
抽了五十年。
一天四盒。
我爹四十岁查出肺癌，四十二岁死。他从十几岁开始抽旱烟，后来抽纸烟，一天一包半。死的那年我十四岁，跪在灵堂里给我爹烧纸，纸灰飘起来落在我肩膀上，我没哭。我妈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，一边哭一边骂我爹，骂他抽烟，骂他害了自己害了一家子。我跪在那儿听着，心里想的是我口袋里还有半包烟，大前门，从我爹柜子里偷的，一会儿散了席我得找个地方抽一根。
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亲爹抽烟抽死了，头七没过就接着抽。
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？
可那时候不觉得，一点儿也不觉得。十四岁的脑子跟现在不一样，死是什么？死是别人家的事。我爹躺在棺材里，脸灰白灰白的，颧骨高得像两座山，可那不是我。我活蹦乱跳的，一口气能跑五里地，肺活量大得能憋气两分钟，烟算个屁。
我第一次抽烟是十一岁。
小学四年级，我们班长王建国从他爸那儿偷了一包牡丹，放学后把我们几个要好的叫到学校后面的水渠边，一人分了一根。王建国自己不会点，火柴划断了好几根，最后还是李老三抢过来给我们都点上了。
第一口吸进去，咳得眼泪汪汪，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，又辣又呛，难受到怀疑人生。我们几个半大小子蹲在水渠边，一个个咳得跟肺痨鬼似的，还互相嘲笑，说你咳那样儿真难看，你才难看，你全家都难看。抽完了那根烟，四仰八叉躺在草地上，天旋地转，恶心想吐，可心里莫名地高兴，觉得自己干了件了不起的事。
长大了呗。
大人都抽烟，我爹抽，我叔抽，我舅抽，老师也抽。有一回我去办公室交作业，看见我们班主任把烟藏在粉笔盒后面，窗户开了条缝，烟往外飘。老师都能抽，那肯定是好东西。
后来就偷着抽。捡地上的烟头抽，供销社门口、车站候车室、电影院散场后的座位底下，烟头多得是。短的抽两口，长的能抽五六口，捡到一根还剩半截的那就跟捡了钱似的。有一回我在电影院门口捡了个烟头，还剩大半截，我舍不得抽，拿作业本纸包起来揣兜里，结果让我妈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，拎着我的耳朵问这是啥。我说是帮别人收的，我妈信了。
十一岁抽到十四岁，从烟头抽到大前门，从大前门抽到飞马，从飞马抽到劳动，烟瘾一天比一天大。别人抽烟是享受，我抽烟跟喝水似的，没感觉，就是手里得夹着点什么，嘴里得叼着点什么，不然浑身不自在。
十四岁那年我爹死了。
他倒下去的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，我二叔骑自行车来学校找我，在教室外面跟老师说了几句，老师进来叫我收拾书包回家。我问我二叔出啥事了，他说你爹不太好了。
不太好了。
这话说得多轻巧。等我到家的时候，我爹已经被人从医院抬回来了，搁在门板上，身上盖了床被子，脸露在外面，蜡黄蜡黄的，眼窝凹下去，嘴唇发紫。我妈坐在门槛上哭，邻居屋里屋外地忙活，我爸单位的工会干事也来了，在商量后事。没人管我。我走到我爹跟前站了一会儿，看着他那张脸，心里堵得慌，想哭又哭不出来。然后我转身进屋，从我爹搭在椅子上的外套口袋里摸出半包大前门，揣进自己兜里。
我爸的烟。
最后一包。
抽了好几天才抽完，每一根都跟办仪式似的，慢慢点，慢慢吸，看着烟灰一点点变长掉下去，心里想着我爸活着的时候抽烟的样子。他抽烟有个习惯，吸一口之后烟要在嘴里含一下，然后慢慢从鼻子里喷出来，眉毛会往上挑一挑，嘴角会抽一下，像是在品味什么了不得的美味。我后来也学着那样喷，喷了五十年。
我爸的丧事办完之后，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妈看见我抽烟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打完又抱着我哭，说你还抽你还抽，你爹都抽死了你还抽。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等她哭完了，我到院子里接着抽。
我妈后来不管我了。
管不了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我爸单位给了一笔抚恤金，我妈在街道缝纫厂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，一个月十六块钱，养活我和我妹妹。我十五岁就进了县农机厂当学徒，跟着师傅学修拖拉机。厂里人人都抽烟，师傅抽，师兄抽，师弟抽，车间主任抽，厂长也抽。开会的时候整个会议室乌烟瘴气，头顶上悬着一层蓝白色的烟，像个盖子扣在那儿。不抽烟的人进去能呛出眼泪来，可我们习以为常，甚至觉得没烟味的地方待着不舒服。
我那会儿一天一包，正式工之后涨到一天一包半。工资三十八块五，烟钱占了不少。可没办法，厂里发劳保的时候，除了手套肥皂，有时候也发烟票。我们车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了烟票就得拿出来大家分了，塞在工具箱里，谁想抽了自己拿。说是拿，其实就是抢，手慢的无，手快的能多混几根。
十八岁那年，我一天两包打底。
师傅劝过我，说少抽点，这东西不是好东西。我说师傅你一天两包半，你跟我说这个。师傅就笑，说我是为你好，你年轻，还能戒，我老了，没救了。后来师傅五十岁那年查出来肺气肿，走几步路就喘，喘得像拉风箱，不到五十五就没了。
他死之前我去医院看他，他瘦得皮包骨，躺在病床上还跟我要烟。我说你都这样了还抽？他说反正都这样了，不抽白不抽。我没给，他骂我没良心。
从那以后我烟抽得更多了。
不是不知道危害，是知道了也白搭。我们那辈人，有个说法，叫“不抽烟不喝酒，死了不如一条狗”。现在听着像个笑话，可那时候真这么想。活一辈子图啥？不就图个嘴上痛快？吃饭没肉，穿衣没个好布料，住的是厂里分的筒子楼，上厕所要去公共厕所，冬天冷夏天臭，媳妇娶不上，日子过得跟苦瓜似的，再不抽根烟，那活着还有啥滋味？
我二十一岁娶的翠芬。
相亲认识的，她爸是我们厂的仓库保管员，托人介绍的。翠芬长得一般，黑，瘦，但人勤快，会过日子。结婚那天，闹洞房的人散了之后，我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，翠芬坐在另一头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我抽了一口，说：“我烟瘾大，一天两包多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知道，我爸说了。”
“你不嫌弃？”
“嫌弃能咋的，嫁都嫁了。”
我笑了一下，把烟掐了，坐到她旁边，想拉拉她的手，她缩了一下，又递过来了。手心全是汗，凉的。
新婚头一个月我尽量少抽，在她面前只抽四五根，剩下的躲到楼道里抽。翠芬不傻，她闻得出来我身上的烟味，但她没说过什么。直到有一天她怀孕了，吐得厉害，闻见烟味就吐。我没办法，大冬天的，裹着棉袄站在阳台上抽，北风呼呼的，冻得鼻涕直流，抽一根烟跟受刑似的。可还是得抽。
儿子出生那年，我升了车间副主任，工资涨到五十二块，烟也从飞马换成了大前门，又从大前门换成了牡丹。一天两包半。
翠芬坐月子的时候我戒过一次烟。
戒了三天。
第四天就捡起来了。为啥呢？车间出了个事故，一个学徒工手指头被冲床轧断了三根，我作为副主任被厂长叫去训了一顿，回来还得写检查。那晚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纸摊在桌上一个字写不出来，心里烦躁得要炸开。摸口袋——空的。翻抽屉——空的。我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，最后打开窗户，看见楼下传达室老张头在院子里抽烟，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，跟星星似的。
我冲下楼，跟老张头要了一根。老张头递给我一根，问我咋了。我说没咋，想抽了。老张头嘿嘿一笑，说戒烟这事儿，十戒九败。我点点头，吸了一口，那感觉就像渴了三天的人喝到第一口水，浑身的细胞都在欢呼。
我后来跟翠芬说我戒不了。
翠芬说她知道。
“你爸抽到死，你也想抽到死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，低着头纳鞋底，针一下一下地穿过鞋底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我没说话，又点了一根。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我从副主任升到主任，从主任升到副厂长。烟从牡丹抽到红塔山，从红塔山抽到中华。一天三包。
体检年年做，年年都跟我说肺不好，少抽点。厂医院的老刘是我哥们儿，有一回喝完酒拉住我说，老李，你那个肺CT我看着都害怕，黑乎乎的一大片，跟煤矿似的。你得戒。我说戒不了，死了拉倒。老刘摇摇头，说你们这些老烟枪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
我说见了棺材我也不掉泪，我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。
三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咳血。
不大，就是痰里带血丝，鲜红鲜红的，跟头发丝那么细。翠芬看见了，当时脸就白了，拽着我去医院。拍了片子，做了支气管镜，等结果那几天我该抽抽，该喝喝。翠芬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泡，一夜一夜睡不着觉，我倒是吃得香睡得着。
结果出来，慢性支气管炎，肺气肿早期，没有肿瘤。老刘跟我说，你这是万幸，但是从现在开始必须戒烟，不然下一次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了。
我消停了两天，第三天又开始抽。
翠芬这回真急了，把我的烟全扔了，打火机也扔了，就差给我跪下了。我看着她那张因为着急上火而蜡黄的脸，心里也难受。我说行，我戒。
戒了七天。
第八天去省里开会，同屋的老赵是个老烟枪，一进房间就把烟点上了，还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，说外面风大。我坐在床上闻着那烟味，心里跟猫抓似的。忍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跟老赵要了一根。老赵递过来的时候笑呵呵地说，我就知道你也抽，你们这些当厂长的，哪个不抽？
回来之后翠芬闻见我身上的烟味，一句话没说，关上厨房门自己在里面哭了半天。我站在门外听着她哭，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。
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，《我的爸爸》。老师布置的，让写父母。儿子写：“我的爸爸是一个厂长，他很忙，每天回家都很晚。他喜欢抽烟，家里到处都是烟味，我的衣服上也是烟味，同学们都说我身上有怪味。妈妈让爸爸别抽了，爸爸答应了但还抽。我觉得爸爸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。”
翠芬去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给她看了这篇作文，回来之后她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。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她把作文本递给我，说你儿子的作文，你看看吧。
我看完了，心里像被人拿刀剜了一下。
我走进儿子的房间，他正在写作业，抬头看见我，眼神躲了一下。我坐在他床边，想了半天，说：“爸爸以后不抽烟了，爸爸保证。”
儿子看着我，眼睛里带着不相信。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“你上次也这么说。”
“这次是真的。”
我坚持了十一天。
第十二天，厂里出了大事。我们供的一批农机零件出了质量问题，对方厂家要求退货赔偿，厂长把我叫去办公室拍桌子骂娘，说我是干什么吃的。我理亏，低着头挨了一顿训。回办公室的路上，经过吸烟室，看见里面烟雾缭绕的，我的腿自己就走进去了。
里面全是烟，地上烟头成堆，烟味浓得辣眼睛。我站了几秒钟，转身想走，但手已经掏出了口袋里的钱——我戒烟这十一天，身上不带烟，但兜里一直揣着钱，好像随时准备着这一刻。
走廊尽头就有个小卖部。我买了一包软中华，蹲在吸烟室角落里连抽了五根，抽到舌头麻木，抽到脑袋发晕，抽到胃里翻江倒海。
然后我站起来，把剩下的烟塞进口袋。
回家的时候翠芬在厨房做饭，油烟味混着葱花味飘了满屋子。我换了鞋走进厨房，从背后抱住她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身子僵住了。过了大概有十秒钟，她吸了吸鼻子，说：“你又抽了。”
声音平静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我松开手，退了一步。翠芬没回头，继续炒菜。锅铲刮着铁锅底的声音尖利刺耳，菜在油里滋滋地响，油烟呛得她咳嗽了两声。
“你把窗户开一下。”她说。
我过去把厨房的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油烟东倒西歪。翠芬站在灶台前，灶火的火光映在她脸上，我看见她眼角有一道细细的水痕，不知道是油烟呛的还是眼泪。
我转身走了出去，站在阳台上把兜里那包软中华一根接一根地抽。
那天晚上儿子做完作业出来吃饭的时候，看了我一眼，放下了筷子，说：“爸你又抽烟了。”
我说嗯。
他低下头，再也没看我。那顿饭吃得沉默极了，只听见碗筷碰撞和咀嚼的声音。
后来儿子慢慢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不怎么管我了。他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离家越来越远。每次回来都给我带烟，说反正你也要抽，不如抽好点。翠芬骂他，说你还惯着你爸。儿子说妈你就别管了，我爸这辈子就这点爱好。
五十岁那年，我一天三包半。
五十五岁，一天四包。
四包什么概念？八十根烟。除去睡觉的七八个小时，平均每小时五根，十二分钟一根。我嘴里永远叼着烟，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焦黄的，指甲盖都是褐色的。身上的烟味洗都洗不掉，衣服、被子、沙发、窗帘、车里、办公室里，到处都是一股烟味。有一回坐电梯，一个小姑娘进来闻了一下就皱眉头，站到离我最远的角落去了。
我不在乎。
谁在乎啊？抽了四十多年了，从十几岁抽到五十几岁，肺早就黑透了。我还有肺气肿、慢性支气管炎、高血压。每天早上起来先咳嗽半小时，咳出来的痰是灰黑色的，有时候带血丝。走快了喘，上楼梯喘，冬天出气喉咙像拉锯。
可我还在抽。
戒烟的念头不是没有过，戒烟的行动也不是没有过。我这一辈子戒过不下二十次烟。最长的一次戒了两个月，最短的半天。每一次都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破裂——工作压力大、跟翠芬吵架、喝了酒、看见别人抽、闻到烟味，或者单纯就是莫名其妙地想抽。
有一年我去医院体检，碰到我们厂财务科的老孙。老孙比我大五岁，已经退休了，查出来是肺癌晚期，医生说他最多还有半年。他在走廊里拉着我的手，说老李，我抽了四十五年，现在报应来了。你听哥一句劝，戒了吧。
我当时特别受震动，回家跟翠芬说我要戒烟。
翠芬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戒得了吗？”
“戒得了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坚定。
戒了三天，第四天老孙去世的消息传来，我抽了一整包烟。
我有时候想，人这辈子到底图个啥？明知道抽烟会死，明知道那是慢性自杀，可就是戒不掉。是意志力不够强吗？我在工作上从来不含糊，说一不二，厂里上千号人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可在烟面前，我连个屁都不是。
六十二岁那年，我儿子结婚了。
婚礼上我喝了不少酒，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，我端着酒杯站起来，想说几句场面话。还没开口，先咳了一阵，咳得直不起腰，脸都憋紫了。儿子赶紧过来给我拍背，新娘子在旁边尴尬地站着，满桌的亲戚都看着我。
我好不容易缓过来，喝了一口水，摆了摆手说没事没事。可我看见翠芬脸上的表情，那种又担心又难堪又无奈的表情，让我心里突然特别难受。
那天晚上回家之后，我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把一包烟抽了个精光。客厅里烟雾缭绕，跟着火了一样。翠芬躺在床上没出来，但我知道她没睡着，因为我听见她翻身的声音，还有偶尔传来的叹气声。
我退休那年六十五。
退休之后烟抽得更凶了，一天四包打底，有时候四包半。没事干嘛，看看电视、遛遛弯、找人下下棋，剩下的时间全在抽烟。客厅里我坐的那块沙发扶手上被烟灰烫出了好几个洞，窗帘被熏得发黄，天花板也泛着一层淡褐色。翠芬说这个家被你抽成了烟囱，我笑了笑，把窗户打开了个缝。风灌进来，吹得烟灰缸里的灰四处飞扬，落在茶几上、地板上、沙发上。翠芬拿着抹布跟在后面擦，我跟她说了句你别擦了，她说我不擦这屋还怎么住人。我就沉默了，点了根烟。
六十六岁那年冬天，我住院了。
肺炎，挺严重的，发烧烧到四十度，人都迷糊了。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抗生素打了一轮又一轮。主治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姓马，戴个眼镜，说话不紧不慢的。出院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调出我的CT片子给我看。
“李师傅，您看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”他用笔在屏幕上点着，我眯着眼睛看那些灰白色的小团块，心里大概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“肺结节，多发性的，这几个比较大，我们需要定期复查。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当然，最重要的是——您必须戒烟。立刻，马上，一根都不能再抽了。”
我盯着屏幕上自己的肺，那片阴影覆盖了大半个胸腔，像一团墨汁洇在宣纸上。
“医生，我抽了五十年。”我说。
马医生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像是同情，又像是无奈。“我知道。但您现在不戒，可能连复查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这句话把我钉在了椅子上。
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翠芬在门口等我。她穿着那件穿了好几年的藏蓝色棉袄，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。看见我出来，她迎上来，把我的手攥住了。她的手粗糙，全是老茧和裂口，冰凉的。
“医生说了啥？”她问。
“没啥，让我戒烟。”
“那你能戒吗？”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浑浊了，眼角全是皱纹，眼白泛黄，但瞳孔里还映着我的影子。
“我试试。”我说。
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有的烟都翻出来，打火机也全翻出来，堆在茶几上，小山似的。三整条软中华，十七包散的，八个打火机。
我对翠芬说：“你把这些都扔了。”
翠芬愣了一下，然后手脚麻利地找了个大塑料袋，哗啦哗啦全塞进去，拎着就往外走。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推开门出去了。楼道里传来她下楼的脚步声，塑料袋在地上拖的声音，还有她跟邻居打招呼的声音。
她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拎着那个空塑料袋，进门就说全扔楼下垃圾桶了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头三天最难熬。
第一天我整个人魂不守舍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看电视看不进去，看报纸看不进去，吃饭没胃口。翠芬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，我吃了两块就放下了筷子。她问我咋了，我说没咋，就是不太想吃。她没再问，自己把剩下的肉拨到自己碗里，低着头吃。
我知道她心里在打鼓，不敢问太多，怕问了我就有压力，有压力就又想抽烟了。
第二天我开始发烧，不是真发烧，是那种潮热，一阵一阵的，突然就浑身冒汗，然后突然又冷得发抖。翠芬要给我量体温，我说不用，这是戒断反应，扛过去就好了。
可哪有那么容易扛。
嘴里发苦，喉咙发紧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舌头在口腔里舔来舔去，总想舔点什么。以前舌头上总沾着烟味，现在没了，反而觉得不对劲了，像少了层保护膜似的。我开始嚼口香糖，嚼了两天腮帮子疼，又换成瓜子，嗑得满地瓜子皮，翠芬弯腰扫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非常惭愧。这个家的事情我很少操心，一直都是她在操持，我连个地都懒得扫，现在还要给她多一个麻烦。
我说我来扫，她说你坐着吧，别折腾了，能忍住不抽烟就是对我最大的好了。她说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疲惫极了，我看了鼻头发酸。
第三天夜里最要命。
我失眠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抽烟的画面。我爹抽烟的样子，我师傅抽烟的样子，我自己坐在车间角落里抽烟的样子。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口烟吸进肺里的感觉，那股温热的、呛辣的、让人浑身松弛的气息。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蜷起来，模拟夹烟的动作，大拇指和食指反复摩擦，好像它们之间真的夹着一根烟似的。
凌晨两点多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浑身是汗，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。翠芬被我惊醒了，迷糊着问我怎么了。我说没事，你睡吧。然后我披了件衣服走到阳台上。
阳台上冷，腊月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对面楼的窗户，大半夜的，也有一两扇窗户亮着灯，不知道里面的人在干嘛。我站了很久，久到脚都冻麻了。
然后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。
我回到屋里，轻手轻脚地穿上鞋，拿上钥匙，出了门。
电梯停了，我走楼梯下去。十二楼，我走得很慢，每下一层都要停下来喘口气。肺不行了，走几步就喘，但我不在乎。
到了一楼，我推开单元门走出去。外面更冷了，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。小区里的路灯昏黄，照着地上的积雪，白茫茫一片。我往垃圾桶那边走。
我知道我家楼下那几个垃圾桶的位置。
走到那一排垃圾桶跟前，我站住了。四个大垃圾桶，并排摆着，盖子盖着，但侧面有投放口。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，手伸过去，掀开了第一个垃圾桶的盖子。
里面的味道冲出来，酸臭的，混着冻僵的烂菜叶子和塑料包装袋的腥味。我掏出口袋里的小手电筒，打开，往里面照。
垃圾袋，烂水果，纸尿裤，外卖盒，旧报纸。
没有烟。
我盖上盖子，打开第二个。
这个更臭，不知道谁家扔的剩菜，油汤流得到处都是，沾在我手上黏糊糊的。我忍着恶心在里面翻。一条烂毛巾，几双一次性筷子，一堆鸡蛋壳。
第三个。
我找到了。
那个黑色的塑料袋，我认得，就是翠芬用来装烟的那个。它被塞在最里面，上面压着一袋别的垃圾。我把它拽出来的时候弄破了一个洞，烟盒掉出来几个。软中华，金灿灿的包装，在雪地里格外扎眼。
我蹲下身，把那些烟盒捡起来，抖掉上面的垃圾碎屑。有一个烟盒被压瘪了，但里面的烟应该还能抽。
我打开那个压瘪的烟盒，抽出一根烟。它有点弯，滤嘴上沾了一点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污渍。我把它举到鼻子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那股熟悉的、甜丝丝的烟草味道钻进鼻腔，顺着呼吸道滑下去。
我浑身打了个激灵。
我闭上眼睛，蹲在垃圾桶旁边，把那根烟凑到鼻子底下，闻了又闻。我的呼吸变得又急又重，心脏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蹦出来。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喊：抽它抽它抽它抽它！另一个声音在说：你疯了？你已经戒了三天了，三天是最难熬的，熬过去就好。你已经把最难的路走了大半了，前功尽弃？不能前功尽弃啊。
可我的手动不了。不是动不了，是我不想让它动。我就那么蹲着，手里捏着那根烟，在零下十几度的夜里，蹲在垃圾桶旁边，像个捡破烂的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有十分钟，也可能有半小时。我的脚已经完全冻麻了，手也冻僵了，可我还是舍不得把那根烟放回去。
最后是小区保安的巡逻手电筒光照醒了我。
“谁啊？大半夜的在干嘛呢？”
我慌慌张张地把烟和烟盒塞进自己的口袋，站起来，说了句“没事，丢垃圾”。保安走近了一看是我，认识，说李师傅您这大半夜的丢什么垃圾啊，冻坏了怎么办。我说睡不着，出来转转。他说赶紧回去吧，冻感冒了可不行。
我回到家，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上了床。翠芬翻了个身，嘟囔了句什么，又睡过去了。我躺在那儿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摸着那根烟。
我没抽。
但我也没把它扔了。
我就那么握着它睡着的。
第四天一早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摸口袋。烟还在。我把它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，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。翠芬起床去做早饭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见那根烟，脚步顿了一下，没说话，直接进了厨房。
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打鸡蛋，一下一下的，筷子敲在碗沿上，叮叮叮叮叮。
我叹了口气，把那根烟拿起来，走到厨房门口。
“这个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。”我说。
翠芬没停手，继续打鸡蛋。
“我没抽。”我又说。
她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打。
“我差点就抽了。”我说，“就差一点点。我在垃圾桶旁边蹲了半天，要不是保安过来，我可能真抽了。”
翠芬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油锅里，滋啦一声响，油烟冒起来。她拿起锅铲翻炒了几下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“你把它扔了吧。”
“我舍不得。”我说，话一出口就觉得荒谬，可它确实是实话。
翠芬把火关了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她眼睛红红的，但没有哭。
“你都这样了还舍不得？医生说的话你忘了？你那肺片子上那些白点你没看见？老李，我跟了你四十多年，你抽烟我管不了，我没那个本事让你戒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看你是不是还在喘气，我怕你哪天睡着睡着就没了，我怕半夜醒过来身边躺的是个死人。”
她说话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我心上。
我把那根烟掰断了，扔进了垃圾桶。
然后又从口袋里把那几盒压瘪的烟也掏出来，掰断，全扔进去。
我说：“行，扔了。我不抽了。”
翠芬转过身，把火打开，继续炒鸡蛋。
“饭好了叫你。”她说，声音恢复了正常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炒菜的背影，她头发几乎全白了，以前是花白的，这几年白得特别快。我记得她年轻的时候头发又黑又粗，扎两条大辫子，走路的时候辫子在背后甩来甩去。什么时候白的呢？
我不知道。
我没注意过。
戒烟第一个月最难熬。不是说身体上的反应——那个其实两三个星期就过去了。最难的是一种空虚感，好像生活突然缺了一块，那一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横在那儿，让我无所适从。我以前起床第一件事是点烟，吃完饭点烟，看电视点烟，上厕所点烟，跟人聊天点烟，高兴了点烟，烦心了点烟，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点烟。现在这些时间点都空了，变成了一个个窟窿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它们。
我试过很多替代品。瓜子，花生，话梅，棒棒糖，电子烟（翠芬不让我买，说换汤不换药），戒烟贴（贴了皮肤过敏起红疹），嚼枸杞，喝茶，嗑南瓜子，含薄荷糖。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东西能稍微缓解那种心慌——嗑瓜子。用牙齿开壳的感觉，舌尖顶出仁的感觉，吧嗒吧嗒嚼的感觉，手上再拿一粒的节奏感，都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抽烟的机械动作。于是我开始疯狂嗑瓜子，一天能嗑两三斤。
翠芬天天去菜市场给我买生瓜子，回来自己炒，加盐加八角加桂皮，炒得满屋子香喷喷。我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一把一把地嗑，嗑完了翠芬把地上的瓜子壳扫走，再给我端一盘新的来。
我感觉自己像个废人。但总好过去翻垃圾桶。
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去医院复查。马医生看了我的CT，说结节没有变化，但肺功能比上次好了一点。他问我在戒没，我说戒了一个月了。他点点头，说继续坚持，三个月是一个坎，过了三个月，身体会适应很多。然后他顿了顿，说如果三个月能撑过去不抽，生理上的烟瘾基本就算被压住了，后面更多的是心理问题。
我问什么心理问题。马医生说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偶尔来一根，比如奖励性质的——我都戒了这么久了，来一根不算破戒。他说很多病人就是倒在这一步上，一根就回去了，甚至抽得比以前更凶。
我心想，一根就能回去？不会吧。
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多天真。
戒烟第二个月，我开始剧烈咳嗽。比抽烟的时候咳得还厉害，咳出来的痰是灰褐色的，有时候带着黑色的丝状物。翠芬吓坏了，又要拉我去医院。我说别去，这是好事，肺在往外排脏东西。
这是以前的老刘告诉我的，就是当年厂医院那个大夫。他说戒烟之后肺里的纤毛会慢慢恢复功能，开始往外清理多年积累的焦油和粉尘。这个过程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，咳出来的那些黑东西，都是几十年的老本儿。
我觉得我肺里那些老本儿够我咳好几年的。每天早上起来对着水池咳十分钟，咳出来的东西能染黑半池子水。翠芬一开始还看，后来不看了，说看了难受。
难受的是她。我咳得撕心裂肺的时候，她就站在旁边，手伸着想给我拍背，又怕我不舒服。她嘴唇抿得紧紧的，眉头皱着，整个人像一张绷紧的弓。那股烟味从我身上一天天褪去，她却一天比一天焦虑，好像在等另一只靴子掉下来。是啊，之前几十年里我反复戒、反复失败，每一次都给她希望，然后把她的希望摔碎。我那些“不抽了”的承诺，在她耳朵里早就发霉了。
两个月的时候我瘦了八斤。戒烟会让人发胖？放屁。我是嗑瓜子嗑瘦的，因为嗑瓜子耽误了吃饭。以前抽烟能抑制食欲，尼古丁让人不觉得饿，现在没尼古丁了，饥饿感回来了，可我不习惯吃正餐——那么多年的习惯里，胃早就被烟打乱了。就靠瓜子花生撑着，人能不瘦？
翠芬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鲈鱼、小鸡炖蘑菇。我吃两口就放下，说没胃口。她端着菜回厨房热，热了再端出来，我又吃两口放下。反复几次之后她把碗往桌上一墩，菜汤溅出来洒在桌上。她没擦，就那么看着我，眼眶里蓄满了泪，咬着牙不吭声。
我只好重新拿起筷子，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。嚼不出滋味，咽不下去，像在嚼蜡像在咽沙子。但我还是吃完了。
翠芬把空碗收走的时候，我看见她拿手背擦了一下眼角。
我心里堵得慌，想抽烟。
想得发疯。
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像一个渴极了的人看见前面有一杯水，明明知道水里有毒，可还是想喝。我脑子是清醒的，我知道抽烟会害死我，可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：来一根吧，就一根，就一根，死不了人的。
我忍住了。
靠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意志力，我没那么坚强。靠的是我答应翠芬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不抽了。”我说了这四个字，要是再抽，我就连这四十多年跟我过日子的人都骗了。我可以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我爹，对不起我师傅，对不起老孙，但不能对不起她。
她这辈子跟了我，除了吃苦受累担惊受怕，还落下什么了？
什么也没落下。
戒烟第三个月我开始做梦。不是噩梦，是美梦。梦里我在抽烟，场景特别真实，我能闻到烟味，能感觉到烟雾在肺里弥散的那种温热，能尝到滤嘴那一点点甜。每次梦醒的时候我都特别恍惚，手撑着床沿坐半天，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抽了。口气没有烟味，手指是干净的，屋里也没有烟味，可我依然要愣上好几分钟，心像被挖走了一块。
有一天早上我醒来，摸着自己的手指，没有烟的痕迹，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。翠芬醒了，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怎么，就是做了个梦。
“梦见什么了？”
“梦见抽烟了。”
她没说话，伸手握住了我的手。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，还是那么凉。我们两个老年人就这么躺在床上，手拉着手，谁也没说话。窗外天刚蒙蒙亮，远处有鸟叫，近处有谁家电视机的声音，楼底下有环卫工扫地的刷刷声。
那一刻我觉得，也许我真的能戒掉。
三个月零十天的时候，翠芬说她想去逛逛街。
她很少提这种要求。她一辈子节俭惯了，不爱逛街，不爱买东西，衣服能穿十年，鞋子坏了补一补接着穿。所以我听她说想逛街，还挺意外的。
“想买啥？”我问。
“不买啥，就想逛逛。”她说，“天气好了，出去走走。”
那天天气确实好，四月初的太阳暖洋洋的，路边的树发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路上卖菜的、卖水果的、修鞋的、配钥匙的，热热闹闹。我和翠芬走得很慢，她挽着我的胳膊，我们像年轻时那样挨着走。
走到一个卖卤菜的摊子前，翠芬停下来，买了一只烧鸡，说晚上回去给我做烧鸡面。我说行，然后顺手就去掏口袋——掏啥呢？掏钱。以前都是她掏钱，但今天我高兴，想表现表现。
我掏出钱包付了钱。卖卤菜的大姐接过钱找零的时候，问了一句：“大哥以前抽烟的吧？我看您这手指，焦黄焦黄的。”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。食指和中指还是有黄黄的痕迹，洗了很多遍也洗不掉，那是五十年的印记，渗进皮肤里了。
“以前抽，戒了。”我说。
“戒了好，戒了好。”大姐连连点头，“我老公也抽，一天两包，让他戒跟杀他似的。您戒了多久了？”
“三个多月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还挺骄傲的。
大姐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厉害，戒了三个多月，真厉害！”
我笑了笑，转头看翠芬，她也在笑，眼角皱成一团。那个笑容我很久没看到了，好像上次看见还是很多年前的事儿。
回去的路上，翠芬挽着我的胳膊，走几步就抬头看我一眼。我问她看啥，她说不看啥，就是高兴。
那天晚上她做了烧鸡面，我吃了两大碗。
真的很好吃。
鸡腿肉撕成丝，浇上卤汁，撒一把葱花，面是手擀的，劲道弹牙。我吃的时候翠芬就坐在对面看着我，自己没怎么吃，光看我吃。
“你咋不吃？”我问。
“我看着你吃就饱了。”她说。
我放下筷子，看着她。她老了，真的老了，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，脖子上松松垮垮的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出来。
“翠芬。”我叫她。
“嗯？”
“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眼圈就红了。她低下头，拿筷子扒拉着碗里的面，没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你少说这些，酸不酸。”
我笑了笑，把碗里的面吃了个精光。
那是戒烟之后最好的一天。
也是最危险的一天。
因为我太高兴了，太得意了。我觉得自己终于把烟给打败了，我是赢家，我再也不会碰那玩意儿了。这种想法很要命。人在最得意的时候就是最松懈的时候，而烟瘾这个东西它就在那里等着你，等着你松懈的那一刻扑上来咬住你的喉咙。
一根烟坏了一辈子的事——后来我才明白，这种说法太轻巧。不是一根烟坏了事，是五十年来你亲手在血管里筑了一条河道，哪天你决定不再放水了，你以为晒干河床就完事了，可你不知道，河床下面那些弯弯绕绕的暗道还活着，它们蛰伏在泥里，等着下一场雨。
一百一十三天的时候，那场雨来了。这一百多天里我往那条干河床上填了多少土、种了多少草，全都不管用了。
那天是个礼拜三。
我跟平常一样早早就醒了。翠芬在厨房做早饭，豆浆机轰隆隆地响。我起床去洗脸刷牙，然后坐在客厅里等吃饭。家里淡淡的，空气里有豆浆的香味，还有拖地之后留下的洗洁精味。没有烟味。
四个多月了，家里终于没有烟味了。窗帘洗了，沙发套洗了，天花板上的烟渍也被儿子过年回来的时候用涂料重新刷了一遍。这房子像换了新的一样，连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都显得干净了不少。
一切都很正常。
然后我去上厕所。上厕所这个习惯还是抽烟时候养成的，那时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马桶上点一根烟，一边拉屎一边吞云吐雾，那叫一个舒坦。
现在没烟了，但习惯还在。我坐在马桶上，总觉得手里缺点什么，心里空空的。上完厕所冲了水，站起来提裤子的时候，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味道。
烟味。
不知道从哪儿飘进来的，可能是楼上或者隔壁有人在抽烟，烟味顺着通风管道或者窗户飘进来了。那股味道很淡，若有若无的，但我闻得清清楚楚，每一丝烟味都像一根针，扎在我的鼻腔里、喉咙里、肺里。
翠芬在厨房里忙活，没注意我，也没闻到什么。我站在洗手间门口愣了几秒钟，心里有个东西“咔嚓”响了一下，像冰面上裂了一道缝。手心里全是汗。
我走进卧室关上门，现在想想，从那一刻起我的脑子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烟瘾这个狗东西，它不是直接命令你——去抽烟。它比这狡猾得多。它会让你跟自己谈判：戒了多久了？戒了一百多天了。一百多天你都没抽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是啊很厉害。所以你抽一根，也不代表你就上瘾了，你不一样了，你已经控制住了，偶尔来一根不算什么事。
我拿出手机看日历。这是戒烟之后养成的习惯，每过一天我就在日历上划一道，看着那些连续的横杠，像看着自己的勋章。
一百一十三道杠。
我盯着那串数字，脑子里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：够了，三个多月了，你已经证明了你能戒。现在抽一根没事的，你不是那种戒不掉的人，你都一百多天没抽了。
你知道吗，人最容易被自己的成就反咬一口。
我站起来，对着卧室的镜子照了照。镜子里的我脸色比三个多月前好了不少，嘴唇上的紫色退了，眼白也没那么黄了。我看着镜子里那个人，心里想，这人戒了三个多月的烟，真不容易。奖励他一下吧。
就一根。
我去拿外套。
路过厨房门口的时候，翠芬正在往豆浆机里加水。她头也没回，说了一声：“饭马上好。”
我说：“我下楼买点东西。”
“买啥？”
“……牙膏。”
她没再问。铁门在我身后合上的时候，楼道里那股穿堂风从上面灌下来，吹得我后脖颈发凉。我站在门口站了好几秒，我清楚我下楼不是去买牙膏。我已经在骗她了。
对自己诚实了一百多天，今天——破了。
电梯还是停着，我等了一会儿，它没上来。我等不及，扭头走了楼梯。
下到一楼的时候，我的呼吸有点急。一方面是因为肺还没完全恢复好，爬楼梯本来就有些吃力；另一方面，是因为紧张。那种紧张感就像做贼之前的心跳，一下快过一下，一下重过一下，震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开了好多年了，老板姓钱，以前我在他这儿买烟买了几十年。后来不买了，他看见我还问过一回，听说我戒烟了直竖大拇指，说老李你厉害。
现在我又站在他店门口了。
老钱在柜台后面看手机，听见有人进来抬头一看是我，笑着打招呼：“李师傅，买菜去啊？”
“嗯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目光从他脸上扫过，落在柜台后面的烟架上。
玻璃柜台下面锁着各种烟，中华，玉溪，黄鹤楼，利群，红塔山，云烟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新牌子。我扫了一圈，指了指：“拿包利群。”
老钱愣了一下。
“利群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声音比刚才高了半度。
“嗯。”
他看着我，嘴角那抹笑意僵住了，像是忽然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。他没马上动，就那么站在柜台后面，隔着玻璃柜台看着我。我又不是来借钱的，他那么看着我干什么？
“李师傅，”他说，“您不是戒了吗？”
“给……给我儿子买的，他来了。”我听见自己声音发干，像生锈的合页。
我不知道老钱信没信。他转过身，从架子上拿了一包利群放在柜台上。烟盒是金色的，压在玻璃面上发出轻微的闷响，像一扇门落锁的声音。
我掏出钱包付了钱，老钱找零的时候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了口：“李师傅，您戒了那么久，要是想抽，可得三思啊。”他说完把零钱和打火机一起推了过来。我没让他拿打火机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把烟揣进兜里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出了小卖部的门，我看见街对面的包子铺门口有人在抽烟，烟气飘过来，追着我的后背跟了好远。
回到小区，我没有直接上楼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绕到了三号楼后面的楼梯间。那个楼梯间平时没人走，大家都坐电梯，这里就成了卫生死角，墙角堆着几袋装修垃圾，地上有烟头。
我蹲在第一级台阶上，把那包利群掏出来，撕开塑料膜。
撕塑料膜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动静，像蝉蜕壳，像剥笋衣，嘶啦一下，里面封着的烟草味道炸出来，比刀子还锋利。我打开烟盒，抽出一根。白的烟，金环，跟五十年前第一根烟一个模样。唯一的区别就是那时候烟才几分钱一包，现在要十九块。
我把它叼在嘴上。
没有火。
我忘了买打火机。
我翻遍了所有口袋——没有。外套口袋没有，裤子口袋没有。我把钱包打开，翻里面的夹层，看有没有以前遗漏的火柴。没有。
我叼着那根没点着的烟蹲在台阶上，感觉自己像个傻子。想抽，没火。回去买，不好意思再面对老钱。上楼拿，家里有打火机吗？好像戒烟之后翠芬把所有的打火机都扔了，火柴也扔了，连点蚊香的都扔了。
但我记得厨房灶台上有一个，点煤气灶用的那种长柄打火枪。
那东西也能点烟。
我叼着烟站起来，走楼梯上楼。这回电梯居然到了，刚叮的一声打开门，旁边走出来的是五楼赵姐。她看见我叼着烟，眼神微妙地变了一下，那种表情是很难形容的——一个你一直觉得他改好了的人，忽然又露出原来的样子时的表情。
我赶紧把烟从嘴上取下来攥在手心里，对她挤出个笑。
“李师傅……您又抽上了？”她问。
“没有没有，就是……含着玩。”我应付了一句就走进了楼梯间。门在身后关上，我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，觉得脸烫得慌。
赵姐回去肯定要跟老伴说，三号楼的李师傅又抽烟了。
回到十二楼，我在自己家门口站住了。铁门关着，门缝里飘出葱花炒鸡蛋的香味。翠芬在做饭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把这股烟火气吞进肺里。
不能从前门进，她就在客厅对面的厨房里，门开着，一探头就看见。我绕到后面的阳台。一楼那户老夫妻养了很多绿萝，藤蔓一直爬到二楼，把阳台遮住了不少，我看准了从消防楼梯绕过去的角度，从我家的阳台翻进去不难——以前忘记带钥匙的时候也这么干过一回，那时她才三十出头，吓得尖叫起来，以为家里进了贼。我把她抱起来转了三圈，她一边笑一边掉眼泪。
现在阳台窗户没锁。我推开纱窗，爬了进去。
轻手轻脚经过客厅的时候，茶几上还摆着我嗑剩的半盘瓜子，沙发扶手上盖着我戒烟后专门买来盖烫洞的旧毛巾。走进厨房，翠芬正背对着我炒菜，锅铲翻动着，油烟机轰隆隆地响，她没听见我进来。
我拉开灶台下面的抽屉，打火枪就躺在里面，长柄的，蓝色的塑料壳。我拿起来握在手里，冰凉的。
“你找啥？”翠芬头也没回地问了一句。我差点把打火枪掉地上。
“没、没啥，找个螺丝刀，阳台那个柜子把手松了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攥着打火枪退出了厨房。
我回到卧室，关上门。
我靠在门上，看着手里的打火枪，还有另一只手里那根已经被攥得有点发潮的烟。
一百一十三天。
现在放弃，值吗？
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，但没用的。当你已经把烟买回来、叼进嘴、找好火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只是走个过场。我知道我会抽的。只是需要一个理由。
我对自己说：抽一根吧，抽一根看看你还会不会上瘾。你要是这一根之后就不想了，说明你真的戒掉了；你要是还想，那你根本就没戒掉，早晚的事。
这逻辑听着挺有道理。
其实是狗屁。
我走到阳台上。阳台还是老样子，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墙角堆着几个空花盆，晾衣架上挂着洗好的床单和被套，在风里轻轻地晃。春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，楼下传来小孩打闹的声音，远处有汽车喇叭声，隔壁有人在放收音机，咿咿呀呀唱着戏。
我举起打火枪，对准烟头。
第一下，没着。第二下，也没着。手在抖，不是怕点不着，是怕点着。
第三下，蓝色的火苗喷出来，舔上了烟头。
嘶——
烟草烧起来的滋滋声，那个声音钻进耳朵里，像一把小锤子，一下一下敲在我天灵盖上。烟头冒出一缕青烟，被风吹散。我吸了第一口。
肺像被人拿砂纸打磨了一遍。
眼泪鼻涕全下来了。我扶着阳台栏杆蹲下来，咳了两声，又吸了第二口。不疼了。嘴里发苦，舌根发麻。第三口，浑身开始暖。那种暖意顺着血管往全身蔓延，每一根神经像被泡在温水里，松下来，整个人散成一摊泥。
舒服。真他妈舒服。
然后我坐在冰凉的地砖上，靠着墙壁，那根烟烧得很快，烟灰一截一截地断在裤腿上。我看着烟灰落在裤子上，那条五十八块钱的裤子，翠芬在摊上犹豫了好一阵子才买的。我把烟灰弹掉，但那里已经烫出了一个小洞，焦黑一圈，跟五十年来在家具、衣服、皮肤上烫出的所有洞一样。
我把烟头摁在花盆的土里，站起来，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利群。
第二根。
这次手不抖了。
我站在阳台上，对着春天的太阳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阳光把我的影子打在墙上，歪歪扭扭的，像个问号。我不知道抽了几根，也许五根，也许六根。到最后舌头全麻了，嘴唇发木，脑袋嗡嗡响，但我还在抽。
就在这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
很轻，像是谁把锅铲放在灶台上时发出的那一声碰响。
我回过头。
翠芬站在阳台门口，手里还拿着炒菜的锅铲，围裙上沾着油渍。她看着我，又看着我手里的烟，一动不动。
厨房里的油烟机还在轰隆隆地响。客厅里的电视开着，在播天气预报。楼下的小孩还在笑。风吹着晾衣架上的床单，啪啪地拍打着。
我们俩就这么对望着。
她什么也没说。
我也什么都没说。
还能说什么呢？
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长，她低下头，转身走回了厨房。锅铲又响起来了，葱花炒鸡蛋的味道飘过来，油烟味裹着她，把她整个人罩在里面。
我站在阳台上，把手里剩下的半截烟抽完，烟头扔进花盆。
然后我走进屋里，把口袋里的利群放在茶几上。
翠芬端着炒好的菜从厨房出来，放在桌上，又转身回去盛饭。她把两碗饭端出来，一碗放在我面前，一碗放在自己面前，坐下了，拿起筷子。
“吃吧。”她说。
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害怕。
我坐下来，拿起筷子，往嘴里扒了一口饭。嚼不动，咽不下去。我看着茶几上那包金色的利群，它就这么躺在瓜子盘旁边，像一包炸药。
翠芬吃了几口饭，放下筷子。
“一百一十三天。”她忽然说。
我愣了一下。
“今天早上你下楼的时候我看日历了，一百一十三天。”她看着我，语气还是平静的，但眼眶里有光在闪，“你数没数过，这一百多天我偷偷高兴过多少回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卡了一口浓痰。
“我没有怪你，”她说完低下头，手指来回摸着搪瓷碗上磕掉漆的那一小块地方，“我就是想问一句——还能不能戒了？”
窗外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在哇哇大哭。
我看着翠芬。看着她花白的头发，看着她满脸的皱纹，看着她那双粗糙的、满是裂口的手。我跟这个女人过了大半辈子，除了让她担惊受怕，我还给过她什么？
我把茶几上那包利群拿起来，攥在手里。
烟盒被我攥得变了形，里面的烟一根根断掉，发出细微的咔嚓声。
“能。”
我说了一个字。然后起身走到厨房，打开垃圾桶的盖子，把那包已经攥烂的烟扔了进去。
我转回来，坐回餐桌前，重新拿起筷子。
翠芬坐在对面，看着我，眼泪终于下来了，顺着脸颊的皱纹一道道淌，滴在饭碗里。她没擦，也没出声，就那么看着我，一边哭一边拿起筷子，往嘴里拨了一口饭。
那口饭一定很咸。
我也低下头继续吃饭。米饭噎在喉咙里，怎么都咽不下去。我想说些什么，想说对不起，想说谢谢你，想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。可这些话堵在喉咙里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我们俩就这么对坐着，就着眼泪，一口一口地吃完了这顿饭。
阳台上的风还在吹，床单还在飘。天光慢慢暗下去，变成一种介于蓝和灰之间的颜色。远处有收废品的吆喝声，断断续续的，像在喊什么，又像什么都没喊。
那一百多天的纪录没了。但我知道我得从头再来。不知道这次能戒多久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还是又是三个多月然后功亏一篑？说不定明天就又抽了，说不定能撑到一百一十四天。
命是自己的，作也是自己作的。
我只是不愿意再让她等我戒烟等一辈子。等到最后，等到那个她不想要的结局——半夜醒来，身边的人已经凉了。
——可是心里的实话是，我已经开始想，明天会不会再买一包呢？
这句话我没敢说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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